自2000年以来，日本已有19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获物理学奖的有8人，获化学奖的有7人，另外4人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

19名诺奖得主中，在二战结束前出生的超过2/3，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超过9成，在日本国内完成大学学业的达到100%。

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为69岁，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1岁。超过80%诺奖得主的获奖奠基性成果，都是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间取得的。

结合历史分析这19位诺奖得主的经历，我们看到，1945年、1965年及1972年是3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945年，二战结束，他们进入大学。

1947年，日本实行教育改革，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

此时，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7所帝国大学被改造成为国立大学，享有高度办学自主权。这一举措使教师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大批理工科学生受到了更好的科研训练。

1965年，时任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朝永振一郎获得诺奖物理学奖，这是继汤川秀树1949年首摘诺奖后，第二位获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好消息极大地提振了日本科学界的信心。

此时，正是不少后来获得诺奖的学者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阶段。

受环境影响，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简单地模仿西方，而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因此涌现出很多新颖的科学研究课题。

1972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开始超过2%，后来一度攀升至2.9%，高于同期的德国和美国。

这意味着，日本新世纪诺奖得主大多数是在研发经费投入提高到2%之后，才取得重大科技突破。

导致日本在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的原因有很多，在此想聚焦科研环境，谈3点初步看法。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不少人在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前表现并不突出。

例如，田中耕一在东北大学读书时留过级，获奖时无研究生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也无SCI期刊论文和高级职称；

中村修二从名不经传的德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长期在一家乡镇企业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蓝色发光二极管；

天野浩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时只是名古屋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因此，依靠现有的学术权威，按照常规逻辑物色能够逸出常轨、取得重大突破的未来科技之星存在很大的视野盲区。

事实上，自战后初期起，日本的大学就开始实行高度自治，政府官员很难直接干预大学的管理，日本政府从未实施过拔尖人才科研资助计划。

日本出现诺奖“井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科学技术创新“土壤”的改良，而不是对科学技术创新“苗子”的选育。

日本政府也给科学家戴“帽子”，不过“帽子”的种类不多。最为著名的是日本学士院院士。

由于日本学士院院士的定员为文科70人，理科80人，所以能戴上此“帽子”的人很少。

日本政府用“票子”激励科学家的力度也有限。

近年，整个学士院一年的预算资金还不到4000万人民币，即使全部用到院士身上，人均还不到30万元。至于文化勋章则纯属荣誉性质，获得者拿不到任何物质奖励。

“位子”的激励更少见。

日本的事务官须从公务员中选拔，同时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薪资与中央政府副部级公务员的薪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因此，除非政府拿出副部级以上的位子，否则对资深科学家都形成不了有效激励。

事实上，在日本，很少有科学家愿意转岗到政府机关就任要职。而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里的管理职位都是服务性质的，科研进入佳境的科学家大都不愿意转行。

在 “帽子”“票子”和“位子”弱化的情况下，内在动力对驱动科学家不断开拓进取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虽然影响内在动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科研兴趣和使命意识。

科研兴趣的培养离不开导师们的教育，使命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导师们的垂范。因此，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对科研有着独特理解的导师们的示范，很难想象后来者对科研会那么投入。

如果其导师成天热衷追逐“帽子”“票子”和“位子”，很难想象后来者会真正喜欢上科学。

日本拨付给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依然占全部经费的70%以上。

这和中国高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18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的稳定支持经费占比均不到50%，远远低于日本的国立综合大学。

在稳定支持经费不足的情况下，科研人员不得不紧跟热点，努力承接能够早出成果、快出成果的课题。

结果，来了研发经费，发了科研论文，也造成研究注意力过于分散，很难在某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等问题。

虽然不少人在无人区开展自由探索最终无疾而终，但是达到预期目标、取得重大突破的也不在少数。

可以说，没有稳定且充裕的研发经费的支撑，上个世纪后期日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学者在无人区开展自由探索时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