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新滋

陈新滋：当时会考我考了第一名，现在想来也是有点不可思议。

田川：那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呢？

陈新滋：要很努力。就是靠努力，我其实不聪明的。

高中毕业照（第一级台阶最右为陈新滋）

陈新滋：考完会考，我成绩蛮好的，也考上了中文大学，所以我当时的选择蛮多的。但我希望可以扩宽自己的眼界，就选择去日本留学了。去日本留学是辛苦的，因为我在内地出生，所以申请到签证比别人要晚。别人9月已经正常开学了，我11月才拿到签证。我到学校的时候，大家已经学完半个学期的课程了。上课教的是日文，我去的时候字母都还没弄懂，所以一开始就很辛苦。但语言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否则你根本不可能在日本读大学，我就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有个理论说，你睡觉的时候，潜意识对环境是知道的，所以我就戴着耳机听日文睡觉，半年以后，我梦里跟人家聊天都是讲的日文。

在日本的四年，慢慢跟上进度后，陈新滋又逐渐成为理学院最好的学生。

大学毕业时，学校里两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推荐他去美国读博士，他又作出决定，从日本前往美国。

陈新滋：我们那个年代，就算是香港，老百姓还是困难的。最初，大学只有香港大学，后来加了中文大学，也只有5%的人能上大学，所以能够到国外读书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大部分到国外读书的朋友，都在餐厅里洗过碗，他们叫“洗大饼”。我也做过服务员，还犯过很多对当时来说是错误的事情。

田川：您还记得发生过什么事吗？

陈新滋：假如客人不多的时候，我就看书。这是不对的，因为你是服务员，就应该盯住每一个客人，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就马上帮忙解决。还有就是中文“书”和赌博“输”同音，所以假如老板喜欢赌博的话，他肯定不高兴你这个家伙老看书。老板就会说不要看“book”了。

田川：他都不会讲“书”。

陈新滋：对，所以如果你问我该不该看书，我觉得不该。但没办法，我没有别的事情做，就看了。

陈新滋与妻子、儿子在美国圣路易斯

陈新滋：我认为，穷是很好的人生经验。以前有人说过，“千金难买少年穷”。小时候穷是一件好事，你就会知道，物质生活是有一定价值的，你想去创造出这个价值，就会比别人更用功来做事情。像我们的小孩，他就没有这个概念，但没有这个概念是好还是不好，我也不能说。他们有他们的好，不需要担心没有钱，不需要去做服务员，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他的问题，或去认识这个世界，那也是很好的。

从广州到香港，香港到日本，日本到美国。巨大的时空转换中，这个曾经面临失学的孩子，逐渐认识着这个世界，也许是因为儿时的苦日子，陈新滋最在意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用”，他想让人们吃饱穿暖，过更好的物质生活。

陈新滋：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拿诺贝尔奖，我们应该考虑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让它以后可以变成生产力。为了拿奖而工作，我觉得那是一个痛苦的工作。研究做好了，可以帮到很多人，是很快乐的事情。

田川：您觉得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明星，像偶像一样被大家追逐？

陈新滋：我们的定位不一样。明星是面对大众工作，他们一开始的定位，就是需要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科学家都是在自己的环境里工作，不需要被很多人认识。而且我认为，大多数科学家可能不会很想要出名，他们还是希望集中精神在实验室，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研究做出来，然后跟更多人享受研究成果。

田川：您会更希望更多人知道您在做什么事情吗？

陈新滋：我觉得最重要是能够出来结果，让更多人都用上，那时自然也会有很多人知道你了。结果没出来前，很多人认识你，没有特别的用处。

不“真”？其它再好也没用

2015年，陈新滋从香港浸会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他来到广州，成为中山大学药学院的教授，过上了广州、香港两地跑的生活。

我们见面的这天下午，他刚刚从香港回到广州，未来几天，他还要频繁地奔波于几个城市之间，参加会议和学术活动。

陈新滋：我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只要我的脑筋还能动，嘴巴还能说，我就可以工作。我们不会退休的，一定会工作到最后一天。

步入70岁，陈新滋的生活依旧围绕着“科研”和“教学”这两个关键词展开。

“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才最有价值”是陈新滋最常提及的一句话。

陈新滋：不同的团队做不同的事，中山大学医药学院主要是做药，除了药，化工我们也做很多。比如跟空调制冷剂有关的氟化工我们都做，再比如不沾锅。

田川：您特别讲究实际的应用，这是您自己的一个要求吗？

陈新滋：做科学的人都希望追寻真理。我们通常叫“真、善、美”。“真”，就是要证明这个理论它是对还是不对。“善”，研究做好以后有没有用，会不会帮到别人。假如你做完只是自己高兴，也可以，但如果你能帮到很多人的话，就更好，那是很善。我认为科学的“美”，就是很完美，做完以后会觉得整个工作都很完美，没有漏掉什么东西，那就达到我们最高的要求了。但三个都要追求不容易。科学求真是最重要的，不对的东西，就算你说它很美，到最后不是真的也没用。

如果说在科研上，陈新滋早已功成名就，那在教育领域，他依旧是一个探索者。“创意”就是这场探索的关键词。

就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未满半年时，陈新滋公布了学校十年大计，他建立了创意研究院，提出将“创意” 贯穿浸大未来十年的发展。

田川：您觉得创意的能力有多重要？

陈新滋：创意你一定要做，有很多人只是空想。我很多朋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想到就马上去做，然后他就成功了。我一个拿了诺贝尔奖的朋友就是这样，他想到一个问题后，马上回实验室做，三个月以后研究出来了，其他人觉得他很厉害就跟着做，结果就变成了我们现在重要的手性催化领域。

和美国同事在科罗拉多滑雪

（陈新滋左二，好友威廉·诺尔斯左四）

这个拿到诺贝尔奖的朋友，是美国化学家威廉·诺尔斯，他是陈新滋多年的同事，更是他的良师和挚友。

陈新滋：威廉·诺尔斯很聪明，我们一起去滑雪，我40岁，他七十几岁。假如在比较平的斜坡滑，我们因为年轻肯定比他快，所以他就带我们到最难的、一个个雪堆连着的地方滑。你不懂的话，就会在上面跳来跳去，我一看就吓到了，不敢滑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不难，慢慢沿着坑滑就可以。任何很难的问题，都跟滑雪一样，你看上去觉得害怕，但假如掌握了技术，不要太快，慢慢走，那还是很安全的。每天都有困难，这条路走不通，就找另外一条路走，都不通就走第三条路，总有一条路可以走通的。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难题，都有它的解决方法，我们的化学工作也一样。不要一开始就想，这个很难绝对做不了。把它拆成几步，一步步走，也是可以走到成功那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