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树民，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在神经元-胶质细胞相互作用、突触发育和功能等研究领域做出系统的创新工作，尤其在胶质细胞信号分子释放机制、胶质细胞对神经环路和突触可塑性的调控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科学家要对社会有益、对人类发展有帮助，这是一种素养，并不一定非要当上院士才能做到。”衣着素朴、言语不多，时间大多被科研和改论文占据，段树民是一个生活中极其低调的人。50岁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多了令人羡慕的光环，鲜花和掌声没有改变他纯粹淡泊的生活理念。问及荣誉，段树民寥寥带过。唯独触及科学，这位科学家双眼立刻焕发出神采。

 科学精神与人间烟火并非不相融。看着室外经久不散的雾霾，段树民说道：“人们现在都爱问‘你幸福了吗’？该怎么比喻幸福呢？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人的幸福感，让人生活得更愉快些。但如果我们远离了好的环境，不能兼顾社会公平，一个人心里可能并不愉悦，离幸福也远了。所以人们的幸福感离不开现实和生活。”

“大器晚成”

如果不当科学家，段树民或许会成为一名好医生。

1978年3月，开学第一天。来自安徽蒙城的一位青年背着铺盖走进蚌埠医学院大门。仰头看看耸立在蔚蓝天宇下的教学楼，他“恍惚到不真实”；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他激动得连日失眠。“只有经历过漫长的磨炼，才会倍加珍惜可贵的机会。”讲起这段经历，段树民笑了。

 1966年，刚上小学二年级，段树民就失去了安静读书的环境。面对困难，儿时的段树民想方设法找书来看。鲁迅的杂文、《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这些书让他感到振奋，让他坚定了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另外，《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等科普书籍和杂志，把他引入科学的殿堂。

高中断断续续上了一年后，段树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闭塞的村子里，理想似乎很遥远，没有下地刨红薯来得温暖实在。在田间地头休息时，目光追随着悠然而去的云朵，段树民常萌发了一种信念：“我将来要做一些事情。”

“当时相信自己以后能做一些事情。但到底是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段树民说。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当时，青年学子的偶像是华罗庚和陈景润。段树民清晰地记得，那年高考作文，是就叶剑英的诗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写感想。

 不久，段树民被蚌埠医学院医疗系录取。智慧的大门洞开，段树民全身心地吮吸着每一滴的知识雨露，也坚定了儿时要做一番事业的理想。本科毕业后，他报考了江苏南通医学院神经生理专业，认定了自己发展的方向———基础科学研究。后来，段树民考取了卫生部世川医学奖学金，到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进修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再后来，他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这些经历为他向学术的更高层级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日本科学家严谨并注重技术和细节，而美国科学家的工作更重视新颖性、故事性和结果的意义，这些科学态度都是很优秀的，让我受益匪浅。”

进入新世纪，段树民学成归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当年他43岁。2007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段树民正好50岁。“我真正找到科研的感觉并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已经是40岁以后了，也算是‘大器晚成’吧。”

科学精神

作为院士，段树民也不乏烦恼：“现在社会上谈科技，讲的更多的是技术，往往忽略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忽略了基础研究的本质。一项科研成果，好像能立刻应用才具有价值，这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科学的本质是追根求源。多数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从探索未知的兴趣出发，而不是从解决具体应用问题开始的。这些成果可能不会马上看到实用价值，但真正重要的科研工作迟早会对人类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是应用研究，例如一种新型药品的研制，需要很长的周期，从基础研究的发现到临床应用的周期，要花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不可预期。太强调应用，容易产生急功近利和浮夸风气。人们更应该看到潜心基础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对社会深层次影响的重要性。”

人脑中的神经细胞有两类：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前者占10%，后者占90%。段树民专心研究胶质细胞，从其中解读大脑学习和记忆的秘密，并因为在这个领域的建树而被增选为院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胶质细胞可能在神经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胶质细胞这位‘幕后英雄’正在逐渐走向台前，为人们所认知。”段树民形容。

 这些年，段树民的课题组主要研究胶质细胞参与神经信息处理的机理，在国际上首次阐明了大脑胶质细胞突触具有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可塑性。这些成果分别发表在《科学》、《神经元》和《自然细胞生物学》等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荣登2006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他牵头完成的“胶质细胞新功能的研究”项目获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他作为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集体成员之一，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段树民依然低调，不问荣誉。“比起相关国家建设、老百姓衣食住行等科技成果，研究‘胶质细胞’为社会所作的贡献太不值一提啦。”他说。

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注意到，今年3月6日，一项科研成果在媒体上的发布——浙江大学段树民教授课题组发现了一个关于睡眠的秘密：位于基底前脑的胆碱能神经元，对睡眠觉醒行为具有特异的调节功能，胆碱能神经元可能作为治疗失眠的一个靶点。

“这个课题和人们生活较接近，我们研究了六七个年头了。现在社会节奏太快，失眠还诱发焦虑和抑郁症。能研究出睡眠发生及其障碍的机制，为治疗睡眠障碍提供新的诊治靶点，对人们还是有点儿意义的。”谈到这项破例的宣传，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段树民告诉记者：“有时我也在想，拿纳税人的钱做科研，是不是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呢？即使不会那么快得到实际应用。”那一刻，这位科学家显得很可爱。

用心，用心

“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人们会原谅其在工作上的一般性错误，但不会原谅其对病人医疗上的失误。所以，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悬壶济世的慈悲情怀,更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新生们静然聆听着这位院长的讲话。

段树民从医学院毕业后即从事基础研究，但有一件往事使他体会到一个医生用心的重要性———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在阜阳一家医院实习，有两个病人被诊断为“发热待查”进医院内科诊治。他仔细翻阅病案并反复询问病人，发现他们都有被犬咬过的经历，综合各种因素后他提出：这两个人可能是狂犬病，应该移送至传染病医院。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细节的关注也倾注在他对学生的关怀中。曾经在面试一个研究生时，有老师提出其表达能力一般而不主张录取，段树民却力保这名学生。“我观察过他的实习表现，对实验结果细微变化非常敏锐，能提出问题，很有想法，具备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潜质。”

事实又一次证明段树民是对的。现在，这位从他实验室走出来的学生已经担任美国一所著名高校的助理教授。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从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加盟浙江大学后，在做实验和改论文间隙，段树民会和学生谈心：“大学培养人才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的想法和兴趣，能够分辨表面和实质，切忌人云亦云。”他感慨现在的学生被“管”得太多，可能会缺乏自主能力。

事实上，段树民对学生的关爱也来自于恩师的言传身教。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庄坚老师对段树民影响很大。庄坚是我国生理学奠基人蔡翘的学生，他勉励段树民“要把科研做好，不要计较眼前”。庄老师也不鼓励学生做书呆子。段树民至今仍记忆清晰的一件事：“一个周末，庄老师看我在埋头做实验，不由分说就拉起我骑车一起上山，在古庙里喝茶，谈今论古，一逛就是半天时间。我心里清楚，老师身兼学院副院长，自己还在搞科研，却能抽出时间关心我。恩师已经作古，但这份爱生情谊至今让我非常感动。”

  一份担当

2008年，段树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平素在人群中不事张扬，在两会这个特殊的场合里却一反常态，经常不那么低调。

“当下国内科学界有一股浮躁之风：认为只要投钱多，就可以短时间内见效果。但是如果投入不当，经费分配不公正、管理不当，不但会造成巨大浪费，还会产生负面的导向作用，与国家的设想背道而驰。”段树民发言很直白。在2009年的两会上，他提交了加强我国重大专项的评审和管理工作的提案。事实表明，段树民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目前审计的一些有问题的科研经费，往往是这些短期内大量经费投入的项目。

“政协委员的提案不能凭空而来，要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感受。”段树民告诉记者，基础科学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国家鼓励踏实做科研的人开展创新性研究，不仅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更重要的是营造科研文化氛围，建立较完善的科研制度、导向和评价体系，才会促进基础科学健康发展。

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尽快建立“中国人脑库”基地，利用死亡后人脑标本开展神经科学研究，以提高对疑难脑疾病的诊治水平。

荷兰是最早建立“脑库”的国家，浙大医学院已经派人去学习。我国这个领域几乎空白。“一方面我们国家还没能建立起中国人的脑库，大量的复杂神经精神疾病不能得到最后的关键性病理确诊。另一方面，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全部依赖于进口国外人脑标本，由于过程复杂、来源受限，在利用人脑进行复杂脑疾病的研究方面受到阻碍。”段树民建议改变传统观念，普及公民遗体捐献的意识和人脑库的价值，建立一部全国性的遗体捐献法律法规，并增设适应于人脑标本捐献的条款，规范捐赠渠道和程序。

今年两会期间的一场政协小组讨论中，当崔永元委员提出对转基因食品现状的一些看法后，会场内安静下来。在座的委员和记者们惊讶地发现，竟是看起来很内向的段树民打破了沉寂。

他说：“现在对转基因的认识走了两种极端，一种认为它是解决农业发展的关键，另一种是谈‘转’色变。其实转基因没那么可怕，关键看你转什么东西。有些东西转基因是没害处的，比如大豆的基因转到小麦里。基因产物就是蛋白质，吃下去就分解成氨基酸了。唯一担心的是极少数特殊蛋白质及其产生的小分子对人体会不会有害……”

小组讨论结束后，记者和段树民聊天：“那么多科学家在场，你为什么站出来发言？有点儿不符合你低调的性格呀！”

段树民说，“在座的科学家是不少，但研究生物学的可能不多。我是学神经生物学出身，对转基因也了解一些。我以前只听说崔永元转基因调查影响很大，今天交流一下就清楚他在做什么了，他可能只是反对大面积主粮滥种，并不是真的反对转基因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现在社会上对转基因的误解很令人担忧，很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及应用的决策。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科普教育没有做好，很少人真正知道转基因是怎么回事。”

“低调并非明哲保身。”他顿了顿说，“坐在这里的人，平时各自埋首在自己的领域里深耕，政协大会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发声平台，平台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应该珍惜这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说这些话时，记者看到的是段树民的一份担当。

参考资料

【1】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段树民：科学家的执着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