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近来有一种调侃：“清北博士的尽头是深圳中学”，是说因为待遇优厚，很多名校博士毕业生纷纷竞争深圳的中学岗位。曾担任国内顶尖高校校长的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林建华：

我觉得这种现象的积极一面在于，我们确实应该进一步提高中小学老师的待遇。让真正优秀的人才流入中小学，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都会有很大的利好。

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出在基础教育上，现行教育方式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少年儿童的创造潜力。被扼杀以后，到了大学我们再想给他重建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中国真是一个人力资源潜力非常大的国家，我们的创新局面不应该像今天这样，我们的贡献是完全可以更大的。所以我很希望看到，更多来自好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去中小学任教，提高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

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些事情会走在前面。未来如果有更多地区的中小学开出好待遇，我们也乐见其成。希望这些名校博士们，也能在中小学的岗位上真正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中国科学报》：有些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求职中优先选择中学等单位，也是忌惮高校“非升即走”等制度。您怎么看待越来越普遍的“非升即走”？这跟国外已经成熟的预聘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林建华：

把预聘制和“非升即走”挂钩起来，是一种偏见。预聘制本身的内涵要比“非升即走”丰富得多。

预聘制是一种很好的制度：高校不仅要用优厚的条件去吸引最优秀的人，更重要的是，把人招进来后，要提供很多条件、很多支持来帮助这些年轻人成长。所以根据很多国外高校的经验，预聘制下的成材率比传统模式要高很多。

北京大学从2005年就开始施行预聘制，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真的是很优秀。一方面他们来的时候就很优秀，另一方面我们在督促他变得更优秀，除了硬件支持外，还会指定一些资深“导师”去指引他成长。

相反，“非升即走”是非常不好的一种说法，它暗含着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跟预聘制的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前几天有人告诉我，一些高校一招就是上百人，然后就让写文章，写不出来文章就走，这不是什么正经事，是歪门邪道。绝不应该把这种现象和我们的人事制度改革联系起来。

《中国科学报》：从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现象中，也可以看出“内卷”的风气在困扰着很多科研人员。在您看来，学术界的“内卷”反映出哪些问题，该如何破解呢？

林建华：

前两天，我跟一位曾经的北大同事聊了聊。他现在已经调到外地，做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告诉我，差别太大了，在这所地方院校，至今仍然是根据一些数字在做管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申请到的经费等等，这些数字反过来都会变成工资的一部分。

我是不太赞成在专业行业里采用绩效这种方式的。这种模式本身就会破坏一个人的心态，妨碍他去追求更高远的学术目标。

要想让一个专业人士做出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尊严。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不应为五斗米折腰，去乞求行政人员给自己打个好分数。

所以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的行政化。当评价科学家的人，自己并不是科学家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学历、资历、论文、帽子、项目来衡量。

国家现在提倡“破五唯”，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不成功，败在哪里？败给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对科学界的一切管理，最终必须回归到一个目的：让学术共同体自身来发挥规范、约束、引导和激励作用。

《中国科学报》：科研界的“内卷”不仅体现在岗位、待遇和职称的竞争上，也体现在一些研究工作的低水平重复和低水平竞争上，怎么才能突破这种在小圈子里打转的困境？

林建华：

做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你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风格。

品味就是你欣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风格就是你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些人偏重理论分析；有些人习惯从实践中求真知；有些人很敏锐，总是能直接抵达问题核心；有些人更倾向于通过积累大量数据来得出结论……

学者的品味和由此形成的风格，决定了他能够取得成就的大小。

我期望我们的科学家不要天天追求奖金什么的，这样是形成不了自己风格的，也摆脱不了所谓低水平打转的困局。

从国家层面来讲，要考虑的还是怎么让这些学者真正静下心来，形成自己的品味与风格，从而与更高的学术目标相匹配。

《中国科学报》：那我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怎么做？

林建华：

我觉得一个学校、一个科研机构，你怎么判断它是优秀的还是平庸的？

作为管理者，眼睛不能只盯在出了什么成果、申请到多少项目……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考虑这些东西太多，思维和管理模式都会变形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学生在这里的学习和成长体验好不好；第二，年轻学者在这里成长和发展得好不好。

我们现在有很多评价指标，包括“双一流”评选标准等等，那些条条款款都是结果性的，是果而非因，不是最底层最根本的东西。

根本是什么？是人。你只要看到年轻人在一个地方成长得比别处更好，能释放出自己的内在潜力，那这一定是一个好学校。

这个标准不需要量化，大家都能看得到。如果要量化，曾经有人统计过美国各大高校计算机系教授的出身院校，发现确实是最好的学校，培养出了数量最多的优秀学者。

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很窄的侧面，但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在创造的人。那显然这个数字就代表了某种本质的东西。

《中国科学报》：如果请您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您期待他们成为怎样的“未来科学家”？

林建华：

人是各种各样的，学术的品味和风格也是各种各样的。

在坚守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的基础上，我希望将来中国的学者能够更加自由地去探索。

这个“自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实现自己价值的自由。每个公民的自我实现，都是实现我们国家目标的重要基础。

只有把每个人的潜力都充分发挥出来，每个人都各美其美，我们国家的总体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