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军提出，深刻把握创新制胜工作导向，以更大决心更大力气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早在2022年12月8日，“成渝灼见”公众号刊发《一个老重庆对履新书记的三大期待》，其中的第三大期待正是“做强重庆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文化软实力”。

元旦前夕，“成渝灼见”公众号推出“我有话对新书记说”第2篇文章：《连高校高知都保守，就别指望城市蜕变重生发新芽》（以下简称《发新芽》），引起重庆市组织系统与在渝高校部分专家关注。

新年元旦前夕，籍贯重庆南岸、本科就读于重庆大学，曾担任过重庆大学副校长，现任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的刘庆教授抛来3个问题，针对重庆市全域创新资源整合，让高校与龙头企业产学研一体化布局能够与沿海省市看齐靠拢。

刘庆

“重庆是我的家乡，2014年底离开重庆到长三角后，我也时不时回重庆作学术和工作交流。这3个问题，姑且作为给市委书记袁家军的见面礼，希望家乡的创新工作能够借鉴一些长三角的经验，更好地赋能重庆市优势产业集群，更好地促进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而在全国、全球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刘庆教授出生于1964年，1984年从重庆大学毕业后，经历了七八年上一个台阶的成长，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硕读博做讲师，1991-1993年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后期间就被评为副教授。

1999年，在丹麦Riso国家实验室做了6年研究员后，他回国到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任教授、博导，曾任清华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先进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专长于金属结构材料和高温超导材料研究。

2006年，受重庆大学时任主要领导的邀请，刘庆回到故乡，先后任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兼工学部主任和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等职务。

2014年，刘庆受邀到南京主持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江苏产研院）工作。江苏产研院作为江苏省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定位于科学到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着力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刘庆担任院长的江苏产研院2018年被江苏省委省政府评为改革开放40年来做出突出贡献的20个先进集体之一。

2020年起，在科技部的指导和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政府的支持下，刘庆又带领团队按照“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的理念，在整个长三角区域构建一个集创新资源、研发载体和产业需求于一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2021年6月，总部设在上海张江的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成立，刘庆任该中心主任和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

目前，长三角国创中心已拥有90余家分布在不同领域等专业研发载体（合计研发人员超过1500人），累计与海内外各超过70家一流高校和创新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设了7个海外合作平台（含4个孵化器），与近300家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建设了企业联合创新中心。

可以说，长三角国创中心正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以推动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为抓手，把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任务，成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翻阅履历，刘庆在重庆大学学习、工作12年，其中后几年还曾担任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校长。在前几天的沟通交流中，他抛来3个真知灼见式的问题。

NO1 重庆各区县领导为什么追求科技创新的氛围不如江浙一带浓？

刘庆教授讲，他在重庆大学工作8年间，几乎不认识各区（县）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区（县）长、科技局局长，他们也几乎没有专门到重大来寻求科技创新的合作。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2009年后，刘庆教授母亲的老家——南川的区委书记王永康找过他。因此，刘庆印象特别深刻。

要知道，时任南川区委书记的王永康当时还兼任浙江省宁波市委常委，前一职务为其挂职。挂职结束后，他任浙江省丽水市长，后又升任浙江省委常委。可以说，就这仅有的一次，还与王永康是从东部沿海省市来的干部履历有关。

“我到了江苏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刘庆说，江苏产研院院长没有任何级别了，但就是有很多地级市、县级市分管科技的副市（县）长、科技局局长、部分产业园区管委会的领导，包括很多曾经从江苏组团到过重庆大学交流的老朋友，总是希望与江苏产研院交流，沟通江苏产研院及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高校院所最近有没有可以产业化的科研成果、技术发明？还经常有江苏地方的领导委托刘庆联系重大、川大和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要到这些高校来访问交流寻求成果到江苏去落地转化？2014年到了江苏后，刘庆教授发现这已经是常态，非个别区县市的做法了。

这反映了地方领导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对研学产的迫切心情，也反映了地方产业发展对创新项目、对科技需求的迫切心情。

来源/研究院官网

而这种追求科技创新的市场、氛围与土壤，在重庆，不论是地方政府、园区管委会，还是大中型企业就没有这么强烈，这方面确实存在差距。

刘庆教授到江苏后，重庆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原院长郭钢教授曾多次考察江苏产研院的内在逻辑与运营机制。他认为，此举超前重庆十年，其运作类似于打造长三角的“硅谷”，打通研学产—产学研的创新链条。

郭钢教授还介绍，这些年江苏省组团到重庆大学来，不仅仅是交流，而是一种前瞻式的招商，从过去的项目招商、产业招商、产业链招商，升级为招商引智。他们已经提前介入、积极主动对接各大高校、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攻关的科研项目，提前谋划地方具有内生动力的研学产项目。

从这个角度讲，重庆市与沿海相比，硬件条件差不了很多，但在意识、思想、观念上差距仍然存在。

NO2 重庆引进如此多产业研究院如何避免江苏掉过的“坑”？

2017年，重庆市提出到2022年，斥巨资力争引进国内外100所以上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落户重庆，以提高重庆本土教学和科研实力。

具体做法是，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先进制造、互联网、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一批创新平台。

合作模式包括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共建联合研发基地（中心）、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中心）或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三种模式。

截至目前，包括中科院、北大清华、中科院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大、哈工大、西北工大、北京理工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来渝设立创新研究院、产业研究院等。

来源/科技日报

在刘庆教授看来，这一过程是江苏曾经全部走过的路，过去约二十年时间，江苏全省几乎将中科院各大科研院所一网打尽，加上其他高校设立的机构，高峰时这样的研究机构全省有近千家，但大部分研究院所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原因正在于，地方政府刚开始看重的是高校、科研院所的牌子，专家教授的名号，非其支撑创新研究院、产业研究院的学术带头人+产业领军人，同时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来建设研究院的团队及技术进行专业化的评判，也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以项目为载体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财政补贴一旦花完，研究院也就运作不下去了。重庆市一定要避免掉进这样的“坑”，再不能把有限资金花在建设更多产业研究院这样申请财政补贴的蛋糕上，而是大家都要将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城市产业行军打仗的粮草。

而要做好一件事情，光靠财政不停投入，自身缺乏造血功能，肯定难以为继。因此，作为地方政府，作为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两边都应该思考好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通过产业研究院的平台，实现研学产一体化的造血机制、滚动发展的问题。

《发新芽》中讲到，重庆主城一些区近些年搞了很多研究院，一个研究院动辄投资上亿元，但没有真正带来产业的创新、人才的引进。主城某区的朋友表示，那是赔本挣吆喝。之前的预算比实际投入大多了，直接把当时的一把手吓倒了，现在的投入还是对预算砍了又砍的。

刘庆教授讲，在他这些年回渝的多次交流中，他反复提醒最多的就是这个观点，这么多研究院的机构与平台，不能仅仅是奔着自身学校学科发展去寻求地方经费的支持，更是为了将人才培养与重庆急需发展的龙头产业的技术需求真正结合，才能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布局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具体机制上，刘庆教授介绍了一个案例：2017年，北大分子工程苏南研究院签约、揭牌，目标是打造“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科技产业创新基地。

来源/常熟科技常创常新公众号

在磨合一年多后，在涉及研究院的运营公司由谁来控股的核心问题上，刘庆向江苏常熟和北大等方面反复做工作，最后各方决定由管理层+技术骨干控股，这可能是目前较合理，也最能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方式了。

人才是推动科创一体化、深化产业协同的关键。作为站在前沿的科研人才和团队成员，他们非代表某个老板，也不代表国家或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团队控股的运营公司不仅拥有研发机构的运营权，还拥有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运营团队因为股权的激励，把北大苏南研究院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为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按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的话来讲，“苏南研究院很可能成为北大未来最成功的产业技术研究所。”

NO3 有限的财政资金如何撬动科技创新产业振兴？

不论是站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聚焦的角度，还是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的角度来说，企业是创新主体，这已成为从上到下的定论。

但在实践操作中，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后疫情时代，各地方财政吃紧，尤其需要考虑如何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刘庆教授认为，这就需要改革现有的科技补偿体制机制，改变过去以擅长项目好中加好，而短板、卡脖子项目不能有效突破的做法，改变会编故事就能申请科研项目的功利性做法。

具体如何改变？那就是让龙头企业、领军企业牵头，针对其急需解决、而单凭企业自身解决不了的瓶颈技术为核心需求，企业带头掏钱，财政匹配相应的资金，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能够干活、敢揭榜的第三方来创新攻关，在评审时，可在专家初审的基础上，最终让龙头企业、领军企业说了算。毕竟，没人愿意掏钱使用这项技术，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技术创新？既然企业愿意掏钱买单买技术，就应该赋予它一定的自主权。

具体操作上，由政府、龙头企业与第三方研发团队签署三方协议，明确责权利。此举可解决政府投入只解决锦上添花摘桃子，不雪中送炭送温暖的导向性问题，又可解决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问题（此问题因是龙头企业急需解决的，有了成果自然会应用，也就不存在科技成果需要转化的新问题了）。

总之，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上打破现有的一些科技评审机制和科技补偿的体制机制，并作一些创新。但为了一个地方的科技创新、产业振兴，这种尝试、探索是值得的，也是迟早要迈出这一步的，就看哪些省市走得快人一步。

来源/筑讯网

刘庆教授说起自己决定从重庆大学到江苏产研院工作时，那句让他动心的话：谈论一个地方科技的发展，不光是看科技投入有多少，更关键是看这个地方的创新环境和氛围，能否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走上创新之路，科研经费只是一个“引子”。

他认为，目前能有机会在长三角耕耘一块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比当一个大学副校长更适合他，也更有意义。他希望，老家重庆也能有这样的改革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