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进行谋划部署，对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保护和激励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基础研究转化周期缩短、新技术变革周期缩短的特点，成果转化效率对一国未来技术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愈加明显。创业式创新作为一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家为主导、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的创新组织模式，无论是从微观作用机制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是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方式。充分认识创业式创新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对于推动我国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实现创新引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方面原因导致科技成果转化难

　　科技成果转化难，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科技成果的形成和转化分为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科学研究的承担主体是高校院所，技术转化的对象则是企业。由于政府财政支持高校院所开展科学研究形成的成果属于公共产品，企业使用很难形成差异化或先行者的优势，由此容易造成科技成果的搁置。

　　二是在环节分工上，高校院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部分从事应用研究；企业则专注产品规模化生产。整体上来看，创新链存在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小试、中试环节的技术生命周期断线，导致高校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变为适配企业发展的技术存在困难。

　　三是科技成果个性化特征明显，而且越是技术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科技成果，其应用价值、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越强，导致科技成果评估和定价在技术转移谈判中很难达成一致，交易成本较高。

　　创业式创新是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

　　从微观作用机制看，创业式创新将技术转移成本内化于创业行为之中，通过消除外部市场交易的中间环节，大幅降低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交易成本，促成交易的达成。同时，创业式创新有利于科技成果完成人面向市场，持续开展技术研发，最大程度保证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成功率。

　　从实践经验看，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虽然其成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但是多数科技成果仍以创业方式实施转化。由斯坦福大学衍生出来的创业企业的收入占硅谷地区总收入近一半，成为硅谷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国，创业式创新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关村一批科技人员在下海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过程中直接面对本地市场需求实现了技术的“二次开发”，推动计算机技术和办公自动化技术在中国市场落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互联网进入开放的社会化网络时代，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代表的高端创业群体在中国掀起了互联网创业热潮。2000年左右，中国移动互联网进入发展期。各大电信运营商开始建设和推出3G移动通信网络，移动通信技术不断发展普及。一批中国手机创业企业跟随诺基亚、苹果等跨国公司共同促进了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2010年以后，大众创新创业活力进一步释放。中国在多个技术和产业领域突飞猛进，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的经济业态中出现了世界级的新经济企业，它们的爆发式发展构筑了中国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基础和优势。

　　多措并举鼓励和支持创业式创新

　　支持和鼓励创业式创新是推动新技术突破、新产品创新，催生新物种企业涌现和新赛道形成的主要方式，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支持高水平科技创业发展。重视高水平科技创业在突破关键技术、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将高水平科技创业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在有创业经验的科学家、科技创业投资人、产业服务专家等人才资源中，遴选认定高水平科技创业关键人才，纳入国家和省市重点人才支持计划。以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加快探索创业教育的新模式和新方法。

　　第二，深化科技成果所有权赋权改革。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重点解决单位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有权利无动力”，科研人员“有动力无权利”的问题。建立与科技成果所有权赋权改革相对应的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知识产权管理规定，细化无形资产确认、使用、处置等管理规则和流程，破除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对转化率和转化效率带来的限制。

　　第三，支持生态孵化服务主体建设。开展“科技创业孵化器”认定和培育工作，鼓励其围绕高水平科技创业发展需求，拓展服务边界和深度，聚焦垂直赛道提供生态化孵化服务。积极发展未来场景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孵化组织，推动更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爆发，育成一批新业态创新企业。

　　第四，发挥场景创新的触发器作用。建立场景统筹工作机制，释放场景创新价值，充分发挥场景创新示范在培育未来产业、催生产业赛道、变革生产力方面的触发器作用。围绕未来前沿技术、关键赛道领域，开展首发场景评选、认定工作，通过政府采购、编制场景创新成果推荐目录等方式发挥首发场景的示范带动效应。

　　第五，构建深度参与的资本服务体系。支持关注长期价值投资的早期资本，提升长线资金在创业投资中的参与度，探索税收优惠与投资期限相挂钩，鼓励长期投资。规范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作用。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持续完善股权投资退出机制，为创投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资金退出方式。

　　（作者单位：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